2006年3月3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率领史无前例的800人代表团抵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标志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了新水平，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事实上，这次访问已经使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到这对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恩怨不断、关系冷热不定的邻居身上。
普京的此次访华，不仅带来了中国人最为关注的三份油气协议文件，对进一步深化双边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出席了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向两国经济工商界人士发出信号：经贸关系将进一步在中俄两国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果回顾一下历史不难发现，从中国与沙皇俄国关系、中苏关系一直走到今天的中俄关系，一路坎坷，起伏不定，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国关系从政治主导向依托经贸推动转型。尤其是在普京上任后的几年间，这种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必须承认，这种转型确实是双赢的，而且可能会对全世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翻看中俄两国关系史，就会发现俄罗斯人的这次抉择是以克服了极大的心理障碍为前提，被迫做出这样的选择；深入了解这些心理障碍以及俄罗斯人努力克服这些心理障碍的原因，将有助于世界理解俄罗斯人迫切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的心态。
在中俄的交往中，关注俄罗斯人的心态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帮助我们对对俄罗斯人的决定做出预判，而且能让我们对他们的姿态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在与俄罗斯的交往中，了解一些中俄历史的人，往往会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头北方的狼，曾经吞并了我国广袤的国土，一旦崛起将成为中国的威胁。甚至有人因此提出了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美国，而是未来崛起的俄罗斯人的观点。但是如果从俄罗斯民族的心理来分析，或许就能找到他们所作出的决策的答案，并寻找的相应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俄罗斯民族心态特征的形成包括民族历史、民族性格、国家地位等多个方面，有的心态特征的形成甚至要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
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对于俄罗斯人的影响无疑是最为巨大的。俄罗斯民族发源于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沿岸。作为地处亚欧平原的农牧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遭受过许多游牧民族的侵略和统治，时间最为长久、影响最深的要数公元13世纪时，鞑靼蒙古族对该地区统治，长达240年之久。也正是因为长期的奴役与压迫，使俄罗斯民族自尊心如被石块压得很严实的草一样，只要有机会，就会奋力生长，冲破种种阻碍。当15世纪末16世纪初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后，强国富民的梦想就在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精英）心中一直不可磨灭。俄罗斯历史上的多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就是俄罗斯人在西欧文明的压力与威胁下，自强发展的明证。但是由于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且保留了太多封建残余，所以在多次改革之后，俄罗斯人对土地表达出了极度渴求，并迅速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这种扩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6、17世纪，沙皇俄国在征服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后将其势力伸向鄂霍次克海岸，将侵略矛头直指相邻的中国黑龙江地区。从17世纪三十年代起，俄罗斯人对中国黑龙江地区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侦查和强行侵占，并先后与当时的清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和《瑷珲条约》，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广大土地。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内，沙皇俄国疆域急速扩大，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面积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这种爆炸式发展的背后体现出的正是俄罗斯人被扭曲的民族自尊心的作用。
这种民族自尊心是通过本民族的弱势地位起作用，推动本民族保守势力的崛起，在保卫自己国家的过程中寻求反攻的机会，并会抓住机会不放，直至本国的安全得到彻底的保证。这种心理不仅体现在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中，也体现在苏联时期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外交中。俄罗斯民族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在中俄关系史上，俄罗斯民族的这种民族自尊心也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在中苏时期，苏联最初与中国在政治军事上的结盟除了意识形态的关系外，很重要的也是苏联为了保护自己，避免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直接对抗而寻求的一张大牌。到了50年代末期，与其说是中俄意识形态产生了分歧，不如说是当苏联人发现强硬的中国领导人企图摆脱苏联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大量中国人向西伯利亚的主动劳务输出极大的威胁到了俄罗斯民族对当地的控制力，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得苏联政府采取了极端强硬的策略以期达到保护自己、扩大对华相对优势的目的。
不难发现，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下走到了上世纪末。当苏联的瓦解、俄罗斯综合国力的持续衰落和中国的强劲发展势头打破了俄罗斯人原有的心理优越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再次燃烧是可以理解的。这主要表现在俄罗斯边境官员对中国商人的格外“照顾”、部分俄罗斯人对华人的偏见、俄罗斯黑社会势力针对华人、华裔的攻击等等方面。如果注意到民族自尊心的问题，那么就可以看出一味地将这些行为归罪于俄罗斯民族是有失偏颇的。面对中国大量的“倒爷”与移民，敏感的俄罗斯人似乎嗅到了中国的威胁，做出的一些决策或许只能称为防卫过当。面对俄罗斯人极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我们似乎也应该在与俄方的交往中注意自己的举动以免引起误解。
而普京的来访，实在是因为看到了俄中国力消长的大趋势，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变革之举。从某种角度讲，依然是民族自尊心的表现。强硬而精明的普京总统暂时压制了俄罗斯民族的强烈自尊心，并期许给民众一个美好、强大的俄罗斯，这才是推动了中俄两国友好合作的最重要因素。
第二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中俄关系的历史模式。在历史上，中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以政治为主导的，而经贸关系则长久以来处于附属地位。两国的这种交流模式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始终影响着俄罗斯人对中国、中俄关系的判断。当要选择一个面向新世纪的俄中关系时，俄罗斯人也曾因此而彷徨。
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两国关系始终保持着以政治为主导格局。以中国和沙皇俄国的关系为例。当俄国的势力抵达鄂霍次克海岸，侵略矛头直指相邻的中国黑龙江地区后，就有大臣提出“为陛下征收实物税，寻找新土地和银、铜、铅矿及耕地”[1]。通过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一次又一次的侦查和强行侵占，沙皇俄国先后与当时的清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和《瑷珲条约》。这两份条约之中，关于双方经贸往来的文字极少，主要是对于双方国界、国民管理等行政事务的确认。很明显，中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以政治为主导的。
当然，在承认两国关系政治主导格局的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关系的辅助推动作用。俄国对外扩张的阶级基础是封建贵族和商人，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对外贸易和获取商业利润也是其重要目的之一。如果不是由于西伯利亚人员稀少（当然后来通过俄罗斯人对西伯利亚的大量移民得到解决），以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清政府对边疆贸易管理严格，贸易交易中心少，时间短，且以物物交易为主，导致中俄贸易在很长时期内在较低水平徘徊，从客观上限制了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或许经贸关系原本可以成为中俄关系的重要分支。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俄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进一步刺激了俄国侵略黑龙江地区的野心。对于土地的侵占、对于经济的掠夺的欲望愈发强烈。面对当时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激烈竞争，俄国要想通过资本输出来获取利益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国内沙皇专制制度、封建农奴制度残余依然存在，经济落后，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阵营中还只能属于小弟弟。但是这并不妨碍俄国利用它得天独厚的邻国优势在政治、军事领域向中国施压，并以此作为获得好处的筹码。
在这段时期，俄国采取的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向清政府“借地筑路”，修建中东铁路。在俄国政府看来，修建中东铁路，不仅可以带来建设、经营、经济上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将带来更多政治、战略上的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量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的出现，一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2]事实上，俄国利用中东铁路的修建，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了铁路沿线的林木砍伐、矿山开发、住宅建设、行政管理等大量实际利益，可以说，清政府在黑龙江、甚至在吉林、辽宁的控制力急速下降，俄国在不少领域成为了东北实际的主人。而俄国政府对于中东铁路的提供巨额资金以弥补中东铁路的经营“亏损”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条铁路深远的政治意义。
此后，这种政治为主导的格局一直延续着，在中苏关系以及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俄关系中都很明显。例如，新中国建立时的中苏政治军事上的同盟、20世纪80年代的中苏关系正常化都分别是以联合中国对抗、制衡美国为目的的。
中俄关系历史上的这种政治主导格局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俄罗斯民族的扭曲的自尊心，但是如果没有两国漫长的边境线，如果没有清政府限制贸易的决策，如果没有中俄两国相对国力的差别，如果没有后来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或许历史未必如此。而普京的这次访问就是为两国的这种外交格局画上了一个转弯标记，俄罗斯人在经历了带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阵痛之后，希望走一条没有走过的道路。
究竟俄罗斯人为何会做出如此大的转变呢？这牵涉到很多因素，既包括国内因素，也包括中国因素，甚至有美国因素、世界因素。在此仅作极为简略的描述。
着眼于当今中俄两国的国力，不难发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迅速下降，而且在国内改革后，并未得到缓解和改善；而在同一时期，也在探索改革之路的中国却开上发展的快车道，中俄两国的国力对比在两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鲜有的格局。当世界将目光纷纷转向中国的时候，俄罗斯民族自然也不愿意输给自己的邻居；况且俄罗斯民族面对落后时，历来是有着自发图强的勇气和决心。因此，在面对西方长久以来的冷淡态度后，俄罗斯人希望选择中国这个近现代史上的特殊邻居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以期遏制本国经济的衰退，推动经济的复苏。
其次，之所以放弃了政治为主导的格局也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俄罗斯意识形态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做出的选择。由于冷战时期长期的美苏阵营对峙以及最终苏联的土崩瓦解，当今的俄罗斯在西方政治体系中已没有多大发言权，俄罗斯的政治空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日趋狭小。在可预期的较长时间里，俄罗斯在政治上抬头的可能性极低。而这时，俄罗斯人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个席卷全球的革命性地趋势势必将像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一样推动一批国家的发展。而中国又是当前最容易找到、最可能发展的合作伙伴，纵然俄罗斯人又再多的心理障碍，也必须为了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而努力自我调整。
俄罗斯人的变革是有一定的被动性的。面对未来的中国，俄罗斯人长期以来的心理障碍是否真能够克服，是需要长期的观察的。但是，可以肯定地是，俄罗斯民族的这种心理状态变化，却必然会对未来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人一直喜欢和别人打心理战，但是当面对俄罗斯人，却总是提到俄罗斯因素的不确定性。其实要理解这种不确定性的由来，就必须了解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及由此产生的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正如俄罗斯人所喜欢说的那样：这是俄罗斯人土生土长的社会经济现象。俄罗斯人的难以捉摸，正是来源于该民族的心理变化。而我们所要理解的则正是这种难以琢磨的俄罗斯人的心理变化。相信不会有人反对：和俄罗斯打仗就是打心理战。

注解：
[1]郝建恒等译：《历史文献补遗——十七世纪中俄关系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页。
[2]张蓉初：《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9、171-172页。
（本文为在复旦的最后一篇论文，《中国与世界》课程）